《art plus》專欄：劇場與療癒（2015年4月號 第42期）

為什麼我會從事戲劇編導、教育和療育？

為什麼我會從事戲劇編導、教育和療育？讓我先從我的原生家庭說起。我父母出生在1930年代的彰化員林和田中，經歷過日據、二次世界大戰、國民政府來台、二二八事件，他們排斥政治和新鮮事物，對西方的藝術文化陌生隔閡，跟台灣的傳統藝術脫節。員林火燒庄是北管的大本營，但父親一心求學脫離貧困，不曾正視過他心中的下里巴人之音。我出生時，父親已從泥水匠及貧農之子晉升為台北柵的都會中產階級，晉升到公務員十二職等，照顧一家五口衣食無虞。





母親是全職家庭主婦，閒暇時上股票市場、學習插花、游泳、烹飪。這樣一個無虞匱乏的家庭裏，我卻始終痛苦於被忽視、被否定和缺乏情感表達。我小時候活潑熱情，喜歡說話，和社區小孩演戲跳舞，號稱三八公主，總是在我家後面的田野中恣意奔跑，曾經把男生欺負到哭，被叫到講台上罰站。這樣的我，卻因為無人聆聽回應、壓抑否定，成長為一個沉默寡言、身體和情感非常拘謹、害羞內向、緊張壓抑的女生。

成長過程中，我用詩與文學藝術豐富和抒發自己。或許因為不被允許看電視吧！我小學讀完了王文興的家變、蘇德曼的憂愁夫人、紅樓夢、全部的張愛玲、瓊瑤和金庸小說，看大量的漫畫，國高中大量閱讀西方小說，左拉、沙特、卡謬、卡夫卡、莫里亞克。我寫詩，作文比賽冠軍，參加田徑校隊，加入合唱團，但我的眼光對準的一直是內心世界，而不是外在現實與人際關係。

大學的志願是父母兄長幫我填的，但就學和畢業時我並沒有放棄自己，私下報考國立藝術學院，應屆考上戲劇研究所，在家人的反對聲浪中就讀，並展開長期抗爭。我記得在書店看見曹禹的雷雨，心想，原來家可以這麼寫。接觸了表演藝術之後，我銜接上我熟悉的中西方戲劇文學，像曹禺的全部劇本、中國五四之後的全部家庭劇每一本，契柯夫的海鷗、貝克特的等待果陀、落腳聲、奧尼爾漫漫長夜路迢迢、沙特無路可出，我接上了東西方社會變革期戲劇訴說的希望與絕望，家庭的威權和騷動不安、優美的詩的語言和抽象的哲學思考、疏離的人際關係、存在的絕望處境，也開始學習寫作劇本。

但是喚醒我身體存在感和自由的情感表露的，是各種表演身體訓練，在那之前，我以一種非常清教徒的靈肉二元論存在著。從此我開始正視「身體」，學會專心、自由自在、擺脫害羞、不畏懼他人的眼光，回到像小孩子一樣天真玩耍、充滿信任和熱情的狀態。然後我逐漸體驗到人與自我、與他人、與環境、大自然之間的連結，感覺到和諧、幸福、平安、整體感。我逐漸了解何為覺知(awareness)和當下(Being Present:)。

畢業後我加入舞團巡迴表演，再帶著這些經驗回到劇場，從事我的劇本和劇場創作。我挖掘家庭情感和兩性關係，當我了解到，我的母親因病從六歲到十八歲每天都在吃西藥，小學畢業就沒念書，習慣被照顧，始終害怕比不上別人；父親在貧困中借錢念到高工，卻因故無法就讀大學，在乎到失眠去看精神醫生，之後因學歷限制無法升遷。我就能了解和接納，我所遭遇到的，其實是無法承接東西方文化藝術的傳統底層台灣社會，與追尋美、藝術、創造力的自我個性之間的巨大衝突。

創作是不停的美學探索。在找自己、回到身體、向西方學習之後、我也企圖銜接我父母所忽視的台灣傳統。從整理72冊歌仔戲和新劇劇本，擔任舞者和亦宛然布袋戲團合作，邀請布袋戲主演黃僑偉讀劇，與江之翠南管梨園戲合作，將經典重新演繹，再到結合梨園戲、布袋戲和現代戲劇，創作新的劇本，讓每個創作都銜接回傳統藝術，但又平易近人的表現都會現代生活。

我前期的創作，總是描寫現代人憂鬱焦慮的處境，如何彼此溝通，愛的苦惱和矛盾掙扎。逐漸的，我講述如何認出並接納真實的自己，人與人相愛的可能性，對家庭的回歸，從而見自己、見眾生、見天地，找到現實世界中的出路。也因為這樣的成長過程和蛻變，讓我覺得在創作之外，我還可以用我所受益過的方法協助他人。

水面下的是心事，水面上的是故事，我嘗試將心事挖掘成故事，讓故事與心事互相交流改變。我自己從文學藝術獲得豐富的感官和靈魂滋養，從表演藝術的工作方法開啟對存在和身體的知覺，從創作中抒發情感與世界連結，因此也希望能夠透過每一次的創作和教學、助人工作，鼓舞人們走出低潮，喚醒熱情、意志和永不放棄的精神。

文/張嘉容